黃柏森（曾任臺大學生會代理會長、臺大學代會議長、臺大工學院學生會長）
校園與社會的互動
或許我們都聽過類似的話：大學是社會的縮影。的確，大學無法自外於社會。許多事件或倡議先是起於校園，而後擴散至整個社會；換個角度，社會上的大風大浪，也經常濺起校園裡的一些水花。
而學生群體在校園與社會的互動中，又有著重要的角色。台灣解嚴前後的1980年代，社會從國民黨獨裁的威權體制走向民主化，改革風氣也延伸到了校內。臺大學生在1988年首次直選出學生會長，其後直選總統的倡議擴散，臺灣人民也終於在1996年首次以民主方式決定自己的領導人。
時至今日，社會與校園中的公共議題，已不再如過往那麼封閉。然而，新問題的浮現與舊機制的僵化也不斷需要我們警惕，隨著世代的交替，工具的演進，大家對於公共事務也有不同的參與模式。土木工程的英文「Civil Engineering」，字面上翻作「民生工程」；也就是說，土木人也應該瞭解更多社會的脈絡與空間的變動。
因此，感謝總編許教授邀稿，讓我有機會整理過去兩年多參與校園政治、學生自治的一些有趣議題，回饋系上，和大家一同討論該如何從土木的角度論述公共議題。
▲於開學典禮致詞（學生會代理會長時期）
臺大學生自治的體系樣貌
現今的臺大學生自治組織中，還是以學生會的規模與影響力最大。臺大學生會成立之時，某種程度上回應了臺灣社會對於民主政體的運作期待，因此設計成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的組織：行政部門對應學生會，司法部門對應學生法院，立法部門則對應學生代表大會（下稱學代會）。學生會長與學代會學生代表（下稱學代）由選舉選出。
▲主持下屆學代會議長選舉（學代會議長時期）
除了校級學生會以外，臺大也有許多常態設立的學生自治組織，互不隸屬。包含系學生會（系學會）、院學生會（院學會）、宿舍自治會（生治會）以及研究生協會（研協會）等。
學生代表一詞，除了指組成學代會的學生代表外，也會指涉與教授、主管一同參加會議的學生（下稱學生代表）。現今的臺大，許多校級會議都會至少由學生會、學代會、研協會三會指派代表或指定會長出席；部分會議還會加上各院學會會長、各舍生治會總幹事的互選代表。也有些會議會另外選出學生代表，例如社團輔導委員會就有由各社團社長互選的名額。院級、系級會議的學生代表，則通常由系學會、院學會派出代表參加。
制度本身就帶來立場
以上的制度，看似完整，可涵蓋各族群的意見，運作如政府般穩定；然而，這裡有個盲點：學生組織在學校內根本沒有與政府相當的「權力」，卻要承擔一個政府的「義務與制度」，相當不合理。
30年前，大家傾向用學生政府的制度在校園及社會傳達真正的民主分權模樣；30年後，參與學生自治的人們卻反陷在模擬政府的RPG裡，沒有真正的權力可以在校園內推行改革，反而花費許多時間在內部消耗。甚者，部分參與學生會的人被模擬政府框架影響了思維，忽略了學生會的本質是作為校園中與大人們抗衡的力量。
此外，學生政府模式的話語權，也從學生移轉到了校方、政府上面。教育部自2008年起進行大專院校的學生自治組織調查，其問卷題目即以學生政府的框架切入；校方面對學生會時，也經常以「學生會應該多調查學生意見」等說詞，認為學生會該像政府一樣，將原屬於校方的責任丟給學生會。雖然不見得是刻意為之，實際上還是展露出當權者傾向希望學生會以一個政府的型態運作。
另外一項制度的陷阱，則是校方刻意藉著多元的學生代表產生方式，介入理應由學生自身協調的互動機制，削弱學生組織的正當性。以臺大校務會議為例，17至18席學生代表中，代表產生的方式並無統一：部分院學會夾在校系之間，沒有會費與人力資源，運作並非都很穩定，卻要因為校務會議而勉強找到一個會長；此外，宿舍生治會的代表互選制度幾乎由校方主導，不符合學生代表應由學生產出的原則。
雖然多元的學生意見都應該被帶入校務體系，除了學生會之外，我們也要肯定其他學生組織在各項領域上的努力；但學生的意見整合，應回歸到學生自決的原則，而非由校方介入或是強求特定組織派出代表。
由此可見，學生自治的制度並不是中性的，也不曾真正達成自主。無論是學生會的內部消耗，還是校方從外部的削弱主體性，都提醒著我們更需要站穩腳步，追尋更能從學生立場出發的制度與校園民主。
▲參與校務會議（工學院學生會長時期）
破解制度、破解數據
以上對校園制度的深刻體會，來自於我同時在學代會與工學院學生會參與會議的一次經驗，也就是與北北基桃學生住宿有關的議題。
臺大的住宿制度主要由〈國立台灣大學學生宿舍管理辦法〉規範，針對住宿分配順序，在修法以前，最後的兩個順位分別是設籍兩年於「北北基桃以外」及「桃園市」，北北基的同學則完全沒有抽籤機會。但新北市與基隆有些區域的通勤時間比桃園還長，顯不合理。
2020年下旬，學務處住宿組在宿舍生治會幹部研習營中，首次提出討論，將基隆與新北市偏遠地區（三芝等10區）與桃園放在同一順位。據參與的總幹事所述，當時已針對偏遠地區的定義進行討論，但結果仍照住宿組原案。而接下來提案陸續通過宿舍管理委員會、學生事務規章研修小組，進到了隔年1月的學生輔導委員會，此時的學生代表幾乎沒有參與過先前的討論。
當時是工學院學生會長的我在會議上提出，為何大家普遍認為偏遠的新北市石碇沒有被列入順位？住宿組在會議中說明，新北市偏遠地區是參考台師大列舉的10區；隨後開始激烈的討論，有人認為石碇確實應該加入，也有人認為應該要有統一標準，不宜現場決定。最後，還是先照原案10區通過，並附加請住宿組報告判定的標準。
過了兩個月，住宿組召開初步協調會議，邀請了學生會、學代會、研協會跟生治會，卻沒有找當初提出質疑的院學生會代表。若不是我剛好選上學代會議長，或許根本不會知道有這場會議。
住宿組在會議中提及，其標準是以離校園半徑21公里外，或通勤時間90分鐘為參考標準；因為從石碇區公所至學校搭車僅要80分鐘，直線距離也沒有超過21公里，學校認為石碇未達標準。然而，直線距離遠近並不完全等同通勤的偏遠程度，石碇的人口也不只在區公所附近，加上等車、步行時間，用單一點來衡量不見得準確。
會後，我將計算單位細分為里，從各里的人群聚集地（活動中心）出發，在固定時間抵達學校下，需要的等車、乘車及步行時間總和，依人口加權平均後，得到石碇至台大的平均通勤時間是100分鐘，超過其他也有討論的八里、三峽、林口等地。
即使得到有力的證據，還必須先與住宿組承辦多次溝通，透過學生會、學代會代表的協助在宿管會提案，通過後說服無須再經過只做法律文字審查的規章小組，終於在7月的學生輔導委員會，將石碇區納入住宿分配的順位。
▲石碇通勤時間計算簡報（學生輔導委員會）
回來談談技術
從前面的案例，不僅看到了校園議題中因為學生被分散代表而無法主導議案進程的狀況，也顯示出了近年多項公共議題中，詮釋數據與技術的重要性。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分析，即使是同樣的數據，也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解釋。這其實說明了技術在很多時候並不如我們想的那麼絕對──是的，技術也有立場。
在Langdon Winner所著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中所提，紐約那座讓公車過不去的跨越橋，已經被作為經典案例拿出來鞭了幾十年；然而，我們對技術的立場或政治性，也不能僅停留在技術被政治刻意利用的情形。換言之，有些技術被創造的緣由就是帶有立場的。
以土木而言，許多技術的出現都源自於「城市」的概念，以及人們對城市的想像差異。人類文明從游居、定居、聚落到城市，並不是自然而然產生，雖然細節眾說紛紜，不過基本上城市的出現，代表著人民的職業開始有了分工，以及管理一座城市的統治權力開始出現。
有些見解認為，城市與聚落的差異在於防禦設施，也就是有了城牆、壕溝等防止入侵的建築，土木工程的技術知識也由此而起。往後演變，建築材料強度的演進是為了讓更多人住進都市的垂直空間；大眾運輸、電車的出現，來自於城市大量聚居的人需要快速的移動模式；二戰後美國私人汽車、高速公路的興起，則又是政府鼓勵低密度郊區化開發，以及商業外移下，權力與競爭運作造就民眾的選擇。
▲參訪人文大樓（學生代表時期）
校園案例：自行車
而校園空間宛如一座微型城市，在校園裡許多技術的運作，也並非如我們所想的直覺單純。我自己接觸最多的校園技術議題，應該還是以交通為主，尤其是YouBike2.0的一連串事件。公共自行車進入校園，是近年來台大最大的交通變革之一，也確實會對現下校園主流的私有自行車生態造成衝擊；回顧過往的校內交通變革，共享單車、私有單車與其他車輛等的衝突早已是常見話題。
2008年，校園規劃小組以「美觀」為由，撤除主要道路兩側的自行車位，引起學生不滿，認為即使有另外補回車位，卻不符合學生的使用需求；此外，臺大周邊的部分里長們不斷用自行車「停放不整齊」、「違停氾濫」、「阻擋動線」等理由，企圖取消校外的自行車位或改為公共自行車站，而學校多數時認為校外區域的管理責任在於市政府，不該由校方積極處理。
▲捷運公館站外自行車位事件圖說
2017年，obike正流行於全台街頭，臺大原先樂觀其成，表示在業者良好管理下期待「減少校內單車總量」，但obike缺乏管理意識，許多車輛被棄置或違停，校方的態度轉向提高取締罰金，向業者提出拖吊賠償訴訟。而2019年，YouBike2.0進入臺大時，部分校方主管期待其可以逐步「替代」校內的自行車；部分學生則認為使用YouBike2.0的成本依然遠高於持有自己的自行車。
技術與校園政治
在許多上述的相關案例中，我們可以試著去觀察校方、學生與其他關係者的說詞與態度：校方對於自行車議題的考量多為注重「方便管理（總務處）」與「整齊（校規小組/部分主管）」，許多學生在乎的則是熱點有無足夠的停車量，移動的時間成本與金錢成本愈低愈好；校外的里長們除了也在乎整齊美觀，也帶入了自家里民期望的一個悠閒清靜，減少學生打擾的生活環境。
因此，從學校與周遭鄰里的角度，臺大的私有自行車經常出現違停亂象，擺放也不整齊，管理成本高；公共自行車不僅被認為是較為整齊美觀的交通工具，若有好的廠商來管理，也可以省去校方的管理成本，除此之外，將私有車位改為公共自行車站，還可以讓里民認為生活環境較為清靜。
在這樣的狀況下，公共自行車某種層面不再是單純被視為交通工程的技術方案，而是背後帶有特定思維的政治選擇。私有自行車真的都是混亂的嗎？如何才會被定義成好的景觀？為什麼大學城的空間就只能有整齊的單一想像？這並不代表自行車違停可以被寬恕，而是面對私有自行車，不應該只有將其趕走的消極式管理。
然而，公共自行車被創造的另一層意涵──提供公共化的交通運輸，還是不應該因為有著特定思維就被一竿子打翻。因此，如何使技術的使用導向對學生有利的價值層面，並抵銷當權者原先期待的空間政治影響，就是當時面對YouBike2.0試辦時重要的方向。
首先，在數次對話及討論中，YouBike2.0在校內的定位逐漸從「取代」私有自行車，扭轉為校園移動的「替代」運具，讓學生保有選擇的空間。立基於此，在校園設站的空間也不該出現由一方全拿的情形：包含小福、捷運公館站等人流熱點，都盡力去爭取讓私有車與公共自行車都有空間停放。
另外，試辦後的數據分析以及公開也非常重要，持續的滾動檢討車輛數、調度、費率等，實質的了解YouBike2.0究竟如何影響車位使用效率，並從問卷、投書、民意代表陳情等持續地給當權者施加壓力，讓公共自行車真正滿足場域裡的使用者需求，而非只是為了讓景觀整齊的裝飾品。
▲YouBike2.0 試辦數據分析簡報
最後，藉由重組技術背後的話語詮釋，也可以逐步改變制度中對學生較為不利的溝通模式。現今的公共議題討論中，有些人採取「否定技術語彙」甚至「聲稱錯誤技術可行」的倡議手段，我相當不能認同；然而，我們也更應該意識到技術並非議題的全貌。先釐清出學生或弱勢者的立場，以此價值提出相對應的可靠技術論述，才能進而破解原本站在掌權者的立場下所構建的技術話語權。
不是只有「社會需要尊重專業」，而是「專業也同時能尊重社會」，這是我參與校園民主中，逐漸摸索調適出的方向與想法。
技術掛帥的反思
那麼，技術人又應該如何在公共議題圈自我省思與調適？從前面所提，我們可以瞭解技術並不是完全的非黑即白，而是需要判斷一個議題中，哪些是基本數據資訊、哪些是由數據資訊衍伸出的解讀，又有哪些是從解讀衍伸出的立場，以及背後的思維政治。
交通政策更是尤其明顯。每個地方的交通環境都有其背景脈絡與特色，除了擁有相同的目標（把人事物從一地送至另一地）外，很難找出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規則。從城市幾何、生活型態及步調、人口分布、氣候、政策等，都會影響居民在移動上的選擇，沒有先進與落後之別。因此，比起說要找出「最正確的交通政策」，不如說是找出「最適合的交通政策」。
例如，臺大的學生之所以會在校園騎乘自行車，是因為這是在校總區尺度與周遭停車環境中，最方便也負擔得起的運具；然而，將場景換到其他學校，以機車或步行為主的校園環境也是不少，而所採取的校園交通政策也不盡相同。站在臺大學生的角度，自行車是一種需要快速便利移動時使用的運具，如果此時還用一般都市遊憩的「慢行交通」概念去想像自行車，實在是太不切實際，也不尊重這些希望能快速通勤的自行車使用者。
▲後門交通改善會勘（學生代表時期）
而堆砌出論述的基本數據資訊，則應該被更嚴謹的檢視。數據並非完全中立，而可以隨著人期望的解讀方向而被操作；當然，每個人解讀數據一定會加入某種態度，即使是號稱中立的敘述，實際上也是一種立場。
因此，技術人在公共議題中，更應該謹慎的使用數據與資訊：闡述數據時也可以解釋背後的脈絡，並且針對刻意操作誤導訊息甚至仇恨論述的人或團體，直面指出其資訊的問題。技術應該回歸到人們的生活互動中討論，脫離脈絡的一昧以「正確」、「先進」等詞去將某些生活劃分為純粹的「野蠻」、「錯誤」，進而只用技術去處理所有議題，終究只會變成另一種可怕的宗教與崇拜。
結語：新世代的挑戰
在我參與校園政治的日子裡，臺大及臺灣的公共議題環境也產生了許多變化：武漢肺炎疫情帶來一連串的轉變：實體會面減少，網路與虛擬社群的輿論影響力增加；資訊破碎化下，每個人都能以自媒體的形式發表意見，獲得同等重視，而握有權力者也逐漸懂得混入社群，營造看似親民的形象，卻刻意避談自己所擁有的權力與應負的責任。
▲遠距教學風波文案（代理會長時期）
學生會除了依然沒有在校務上決策的權力，還需要同時面對來自校方營造出對議題討論不友善的氛圍，以及去中心化下學生會定位的挑戰。校園的民主化路程還很遙遠，願自己的一些淺見與貧乏經驗，能在當有人願意投注心力於此時，讓艱苦的小徑被點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