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小組 鄧宇恒、張宸瑋整理
陳亮全老師為土木系、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合聘教授，並曾任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領域包含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防災、社區建築與住宅研究等。
陳亮全老師獲頒2015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在頒獎典禮上致詞。
建築 · 住宅 · 前往日本
自己從小學、初中就喜歡美術，對設計很感興趣，但那時國內藝術、設計的相關科系不多，便想朝建築這個方向發展，所以之後選擇了甲組(現今的二類組)，考進了中原建築系。快要畢業時，開始思考是不是要出國深造？那時候國人要出國還不是那麼方便，要出國唸書並不是申請到學校便可以出國了，因為要出國唸書之前，還要先通過「留學考試 (並非公費留考)」。我自己當兵是在金門，在當兵期間幾乎不可能回到本島參加考試；不過為了補償不能考試的人，當時有一個政策，就是讓金馬地區的預官可以在退伍後的一年期間，不用通過留學考試就可以出國。而有了這樣的機會，就讓我更加堅定自己要出國唸書的意向。
役畢回到臺灣，先在一位大學老師開設的建築師事務所工作了一陣子，也剛好在那期間能參與到當時很大型的國宅建築設計競圖案。那競圖是臺北南機場附近，建築面積頗大的國宅興建方案；聽說當時蔣經國剛擔任行政院長不久，為了要展現他面對社會較為開放、想改革的態度，因此在國內第一次舉辦這樣大地區的國宅競圖案，而更難得地是我們的事務所在四塊基地中，拿到了三塊基地的第一名，並其國宅的實際設計。而在這過程中，自己對於住宅建築的設計有了更多的接觸和認識，也因此，設定自己出國的目標是想要去學習住宅建築的設計，並從事住宅相關的研究。
或許是因為語言的關係，那時候出國留學，大多數人都是選擇去美國，而自己原本也是打算申請美國的學校。然而，在事務所參與住宅設計的工作後，開始進一步去蒐集一些資料，比較臺灣與美國在社會與都市發展相關面向上的異同，看到臺灣與美國在整體空間規模和規劃上存在的差異甚大，單是在都市密度上就差很多。但相較之下，臺灣與日本在社會與都市發展的軌跡上比較相近，因此自己就想先轉往日本去看看，也不排除先到日本讀個碩士，之後再去美國攻讀博士。
日本是二戰的戰敗國，但都市發展的進程比我們快了一段時間。日本的系統和歐洲比較接近，包含他們的都市規劃和相關法規，基本上是在明治維新之後從歐洲學習而來。而臺灣也是高密度的城鎮發展，包含建築、公共設施、道路和軌道系統的規劃都和日本較為類似，在這樣的發展模式下，若只是一味地引入美國那樣大尺度、大公路的發展思維，在臺灣可能反而會產生問題。例如，以運輸系統來說，對於高密度發展的城市更重要的是在於建立不同層級 (hierarchy) 的運輸系統，從大運量的捷運到中運量軌道、公車，甚至streetcar，再到私人運具，而且講求彼此之間如何銜接、整合，才能建立完整、順暢的都市運輸系統。
總之，當時基於這些考量，自己有了去日本留學的想法，想要去學習他們對於住宅的設計。這樣的決定其實是有些臨時起義，自己甚至是在準備前去日本之前，才開始學習日文的五十音；現在想起來其實有點可怕，但在當時，就是心裡頭起了一個念頭，便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日本求學之路。
在日本的時光 (1973 — 1986)
當時去日本時，原本是想要去找東京大學一位有名的建築規劃教授吉武泰水，他本身有進行集合住宅相關的研究，而在建築規劃方面更是有相當高的名望。只是那時他剛好被找去協助筑波大學設校[1]的規劃；於是我又輾轉拜訪、請教了早稻田大學的吉阪隆正教授，並正式拜入他的門下，跟他學習、從事研究。
吉阪教授在當時可稱得上是日本建築學術界的國際化代表，他成長的背景原本就相當特殊、國際化。他的父親曾被外派、擔任當時國際勞働機関理事會日本代表事務所的所長；所以，他從小就在歐洲與日本之間來回居住，小學之前在瑞士長大，中學時期則在日內瓦接受教育，中學後又回到日本，因此造就他可以說好幾個國家的語言。他自己也是早稻田大學建築系畢業，畢業論文是從地理學的角度，對當時位於中國東北的滿洲國進行調查；畢業後進一步取得碩士學位後，留在母系任教，在此時又獲得了法國政府給的獎學金，前往法國建築大師柯比意 (Le Corbusier) 的事務所工作，是柯比意在日本的三個門徒之一 (另外兩位為前川國男和阪倉準三)。由於他相當國際化的背景，在他於早稻田建築系任教的初期，他指導的學生、研究團隊就屢在國際建築設計競賽中獲獎，也多次帶著學生出國學習、考察、探險，足跡甚至遍及非洲、南美；這些一連的行動對於戰後的日本社會帶來很大的鼓舞，因此吉阪教授在早稻田大學也備受學生們的愛戴。
相較於一般的建築師，吉阪教授對於住宅設計的看法有相當不同的見解，他會從居住或使用者的經驗、生活，甚至文化的角度去探討居住空間，然後才著手思考、設計住宅，他因此也提出「住居學」的學說，在當時是比較寬廣且先進的論述。另外，相較於之前在臺灣學建築，講的都是設計而不太講規劃，但在日本的建築界就很重視、講求建築類型，例如學校、醫院等的整體規劃。總之，自己到了早稻田大學之後，除了空間設計、建築規劃外，也開始接觸到生活、人文、社會，甚至地理學等許多不同面向的課題，感受住宅、建築與都市或區域等領域的學問之大。加上我們研究室的學生來源相當多元，從不同的大學、地區，以至國家，所以他們會從很多不同的觀點進行研究，譬如當時我們有同學是從文化、空間、地景，或是從在地產業、地方風土等不同角度出發來探討建築設計、規畫或營造，另有同學則是對都會、地方鄉鎮，聚落，甚至特別對農、漁、山村等空間結構與建築，進行調查與研究。
碩士班初期，自己是跟著研究室的學長探討獨棟住宅或連棟街屋的空間，但後來選擇了臺灣較多存在的集合住宅為題展開自己的研究，著手對其住棟或室內的共用空間 (含設施) 進行調查與分析。碩士班畢業後，覺得還有許多東西並未學習到，也體會到吉阪教授每每出國回來，都會帶回很多新的、國際性的觀點，給自己不少的衝擊。當時臺灣還是個較封閉的社會，而日本也還不是那麼的國際化，但卻有其特有的社會與文化、科技與學術，因此我決定繼續留在日本，跟著吉阪教授、進入博士班課程，研究的主題也延續著碩士論文的方向，不過擴展、聚焦到集合住宅 (社區) 中更為開放、提供眾人使用的外部空間與設施，可說是跳脫當時一般建築研究主要關注的建築內部空間，進入另一層次、更接近社區的空間研究。但相當遺憾的是，在我博士班三年級時，吉阪教授突因癌症末期驟逝。而且由於早稻田大學是私立學校，加上吉阪教授病逝的事非常突然，我們研究室沒有預先安排其他教授或副教授得以補上，因此形同解散，也導致自己在之後有兩、三年的空白時間，後來才再去找了另一位指導教授、完成論文的寫作與發表。
不過，在這兩、三年空白的時間裡，我也沒完全無所事事，而是去了一些朋友和業界前輩的事務所工作。其中，很重要的是有機會參加了郭茂林建築師事務所，正進行中的一個規劃案。郭茂林建築師是臺裔日本建築師，在日本建築界頗負盛名；他因參與、帶領了團隊進行東京霞關大樓[2]的設計與興建，首先將摩天大樓帶入了日本的建築界，而被公認為是日本超高層建築之先驅，有人還稱他為「巨塔之男」。而我在他的事務所參與的案子則是受臺北市政府委託、進行中的信義計畫區 (不含住宅區) 的規劃工作；當時，這是臺灣第一個以都市設計理念來推動的整體地區發展計畫，而自己也因此有了機會與幾位日本的都市規劃教授共事、學習，實際操作都市設計的規劃內容。規劃的內容不僅是單一的建築基地，而是涉及土地使用、廣場配置、道路與人行步道，或是建築高度、地區景觀等等整體地區環境的規劃，真的受益良多。
另外，有次是到一位研究室學長開設的事務所，參加一個被稱為「居民參與」的「防災地區環境整備」計畫。先前，我在吉阪研究室時，就有在從事一些關於民眾參與的研究計畫 (也就是現在大家談的參與式設計)，但在這次的環境整備計畫案中，實際接觸到與居民的互動；調查、分析居民對地區安全與生活環境的意見，透過社區通訊與座談，把規劃構想向居民說明、溝通，然後慢慢形成地區地震防災方案。總之，以上兩次的工作，都促使自己的認知領域從比較單一的住宅基地，擴展到更寬廣的社區整體環境，也有機會體驗到甚麼是居民參與，而當時臺灣也才剛剛開始有這些方面的討論。
而在幾家事務所的工作中，自己也認識了幾位都市防災的專家，開始在防災規畫的領域有所涉獵，而這部分則是在自己以往求學、研究的過程中所不曾觸及的。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 (WHO) 在1960年代，就提倡居住環境的四個基本理念：安全、健康 (包含衛生)、便利與舒適，而其中前面兩項往往是在臺灣常被忽略的。我們的社會向來最著重的是便利性，到了80年代社會漸漸富足了，則開始談論舒適性；但相對而言，整體社會或城鎮的安全、衛生，在臺灣其實不是那麼受到重視。當然，安全相關的研究可以從許多不同的切入點；自己在這幾年流浪於幾家事務所的時間裡，是有了機會從都市規劃的角度切入，探討社區安全，及其規劃管理的問題，讓自己的視野開拓了許多。同時，藉由防災規劃與地區環境整備計畫的經驗，也對於跨域 (cross-border / interdisciplinary) 以及涉及多領域 (multidisciplinary) 的議題，開始感到興趣，逐漸有所涉略。
當初出國留學時，其實沒有預料到自己會在日本待了十幾年之久。當然，其中那幾年的空白時間固然是意外所致，但對於完成博士學位的時間，確實是有所耽擱；如此過程是好是壞，既使事後來說都不是那麼容易論斷，但從我個人信仰的角度來看，這倒是上帝的安排，因為這幾年讓我多看了、學了不少東西，也多認識不少的學者專家、建立了在早稻田大學以外的人脈關係。
文化衝擊與時代的轉變
我自己是在出國前才趕快開始學習日文，除了時間上比較緊迫外，語言學習的過程也大多是靠自學，所以剛到日本時有一段比較辛苦的時光。那時候，日本的學者從事研究幾乎都是使用日文，很少使用英文；雖然吉阪教授與吉阪研究室相當國際化，但由於我自己的研究課題涉及很多實地調查，像這樣社會學的研究，如果不精通日文根本無法進行。所以後來，自己不只在日文的學習下了很多苦心、琢磨，也對日本人的習慣用語、生活飲食、社會價值、文化意涵等有更深入的了解；為了完成這些住宅相關的研究調查，自己甚至可能比一些日本的年輕人還更懂得日本的居住文化。
現在日本的學術界跟那時候的已經有所不同，相當的國際化，也大量地與國際交流、使用英文；大學或研究室裡甚至會特別去聘任一些國外的學者、研究人員，希望能夠促成他們的學術環境更加國際化、年輕化，因此現在日本的年輕學者英文進步了很多。
自己是在1973年前往日本留學，1970年代已經是日本學生運動的末期，不過學校裡還有很多當年參加過學生運動的學生。像我們研究室裡就有個跟我年紀差不多的學長，曾跑到早稻田理工學部的18層大樓的屋頂垂吊下寫有宣言的大白布條，對體制發聲挑戰。那個時候的日本學生主觀意識強，有自己的信念，這些出生在戰後的世代，陪同經歷過戰爭與戰敗的前一個世代，共同造就了日本二次大戰後的快速經濟發展，但同時也伴隨、接受了相當大的生活與社會壓力。在這經濟成長期之後，到了80、90年代的新世代們就不太一樣了，對於社會、政治議題不再那麼感興趣，但承受著快速經濟發展轉緩，甚至停滯的另一波壓力。
現在去日本留學，跟我們那時候的環境不太一樣了；現在兩邊的來往頻繁，資訊的交流也很多，但較多集中在商品、時尚或是觀光旅遊等議題；往來的交通也很方便 (疫情之前)，因此很多留學生到了寒暑假就回臺灣來，不過那時候的我們，一到放假很多就是要打工、賺錢，而較不欠錢的也會在日本國內走走、旅遊，很少一放假就回臺灣；總之時代是不斷在變動的。
從臺大土木系交通乙組到臺大城鄉所
回到臺灣，同時也收到成大都計系的徵聘邀請，但考量家人因素，最後選擇了臺大。原來在臺大沒有空間規劃相關的系所，1970年，曾經有美國都市計畫領域的專家來臺考察後，建議在臺大設立一個以都市計畫為主軸的系所，但後來基於各種考量，最後決定先在土木所交通工程組裡分設乙組 (都市計畫組，簡稱都計組)，並於1975年聘請了王鴻楷老師來負責規劃相關的課程和研究發展；甲組則是原先由龍天立老師等人組成的交通工程組，主要仍關注交通、運輸工程相關的課題。
都計組的研究和發展路線與當時臺灣的規劃系所不太相同，強調的是綜合性的發展、計劃方向；尤其王鴻楷老師自哥倫比亞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回國，帶回了美國較為嶄新的觀念，除了空間規劃之外，還重視包含社會、經濟、區域與都市發展等較廣義的規劃面向，且期待的是「專業的通才教育」。在都計組成立兩年後，王鴻楷老師找了夏鑄九老師來擔任講師 (那時候夏鑄九老師從耶魯與哈佛取得碩士回國)，在那期間，他帶動了古蹟保存相關的研究課題。都計組在1976年正式招生，在草創初期，一屆只招收三、五人，而不像今天每年都收許多的學生；不過學生的來源非常多元，包括各種系所的學生，所以之後在招生時，把報考學生分為：建築、都市計畫、地景以及其他專長 (即包含土木、環工、經濟、歷史，甚至藥學等等)四個面向。也因為這樣多元的背景，彼此之間就有機會相互學習，建立跨域的合作和連結，強調所謂的「大桌子精神」。我是在1986年回國加入當時的都計組，而後1988年都計組自土木系分出，成立為工學院下獨立的「建築與城鄉研究所 (以下簡稱城鄉所)」。
在80年代的時空背景下，臺灣社會從戒嚴走向解嚴，社會運動和學生運動相繼萌芽，並開始有各類NGO、NPO成立，特別是環保、政治改革等議題受到學生們很大的關注。當時想考城鄉所的學生很多，大概二十多位只取一位吧！我們戲稱是比鯉登龍門還難。學生們也非常積極，希望透過綜合性規劃的觀點對環境、社會、體制等有所影響，所以也經常可以看見城鄉所的學生參與、甚至發起各類運動，像是無殼蝸牛運動、七號公園 (也就是現在的大安森林公園) 拆遷與闢建，以及國民黨中央黨部大樓 (現為張榮發基金會大樓) 興建[3]等，都不乏城鄉所的師生對這些公眾議題的發聲和挑戰。
關於城鄉所：課程、路線與民眾參與
城鄉所的碩士課程主要分成兩大類，一類是實習課，其中主要的是碩一同學的必修課程，課業份量相當重；另一類則是理論與方法論課程，早期是由夏老師主講，現在則主要由王志弘老師開授。此外，所內還開授多門針對特定專業學術與技術的支援課程。在實習課中，學生們需要學習從理論基礎進行反省與批判，但同時也要進行實習對象地區的各種問題、課題的調查分析，然後研擬、提出可能的規劃或對策，並檢討其在實際上是否得以實現等等，要真的完整走過這個實習的過程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尤其當其中涉及社會性的調查，甚至需要花上整個學期或更長的時間。城鄉所學生的背景原本就相當多元，這些不同系所背景的同學一起修習實習課，小組成員間的討論就會有很多不同觀點，非常熱烈、精彩；像是建築系背景的同學談論空間時，會被社會系的同學說那只是看到表層問題，或是被批判為空間霸權，而工程背景的同學又會從實務面的角度向空間規劃者提出挑戰。但這之中由於涉及的議題很多，有時候也會有規劃的技術專業者較無法深入、兼顧的問題。
所謂「參與式規畫」的論述在臺灣開始被試行之同時，社區總體營造政策於1994年由行政院文建會 (文化部的前身) 提出；在那之後，居民參與、社區營造或社區設計等日益普遍化，社區居民的意見、由下而上的規劃理念與操作受到廣泛的關注，實務上的規劃流程、手法也慢慢有了根本的變化。而這些變化的催生，城鄉所也扮演了相當的角色；例如，那時候我也執行一些文建會的計畫案，透過實習課帶著修課同學，以參與方式嘗試進行士林雙溪河濱公園、國小前福志路改善等的規劃工作，是屬於實驗性的手法；前前後後花了很多時間和當地居民溝通、檢討了包含公園的景觀、設施，地區交通動線、學生通學步道等，林林總總的議題及其改善方案。如此的實習課程很辛苦、但對同學們來說，卻是很值得的學習過程，最後也看到不錯的成果；例如，當時臺北市公園路燈管理處，還特別把我們的案例拿去國際會議裡報告。
或許，一直以來，外界總會對城鄉所會有個印象，覺得城鄉所就是在搞社會運動。從一般較前瞻的眼光來看，當時那個社會運動興起的時代背景下，學生們試圖用自己的想法和理念去影響社會是可理解的；而其中，城鄉所的學生特別富有批判的力道 (或許也由於那時候夏老師的學生最多，批判性的觀點似乎成為城鄉所的主流)，也因此外界容易產生這樣的認知。但以學生的觀點來看，其實這些行動只是他們對理論學習、社會關懷的體現與落實吧。此外，城鄉所還有其他老師在做不同方面的研究；所方沒有規定一個學生就一定要跟從某個老師，每個學生都可以依照自己的興趣，跟從不同老師研究不同領域的議題、學習不同的研究方法，然後經過自己的思考，去尋找或研擬影響這個社會的策略或論述。
譬如像畢恆達老師一直在做性別相關的研究，且其重點還是在於回應社會對環境需求和價值認知或思考上的轉變，這樣的研究會帶動某些對此類議題有興趣的學生參加；像是那時候城鄉所發起「女廁運動」，推動增設校園內的女生廁所，土木系館也是在那之後才新設了三樓的女生廁所。而這之中，其實是在研究中，考量女生使用廁所需要的時間原本就較男生為長，即便男女生廁所數量相同，對於女生也還是很不公平，所以希望能在建築的空間、設施設計中更細膩地納入對於性別差異的思考。一直到現在，還是可以在許多社會運動中看到城鄉所學生的身影，持續地將他們的想法和理念發聲出去，用熱情去衝撞這個社會既有的體系。
從都市計畫到防災
相較於工學院下其他的學科領域，都市計畫是一個不能迴避社會科學、需要高度整合，而且更要長期投入的領域，從都市的住宅設計到社區參與，到區域規劃，每一個環節都要相互扣合，又會涉及許多不同的個人、團體、社會等不同使用者。我剛回到臺大初期開授住宅規劃的相關課程，也觸及集合住宅、住宅社區中的開放空間設計與相關制度的議題；例如當時政府正開始推動的開放空間容積獎勵制度，亦即在基地開發案中，若有願意釋出開放空間予公眾使用、對社會有貢獻者，政府就回饋予以容積的獎勵。但後來經我的研究調查發現，我們的社會太厲害了，或由於制度上的不健全與人為的操作，這些開放空間其實並沒有真正開放給大眾，反而是變相圖利建商，失去其原本的開放精神，實在遺憾；為此我就較少涉及此一議題。
之後，我自己的研究較轉往社區層次，投入許多時間推動社區營造，或是在規劃界所稱的社區規劃或社區設計。這個部分如先前提到的，主要透過實習課程帶著同學們跟居民一起討論環境的改造，包含社區步道、公園、公共設施的規劃等，從中也累積了很多與民眾溝通、互動，以及公共事務整合的經驗。
再來，自己又慢慢轉向，想將當時在臺灣尚少被談到的防災思維導入都市計畫之中；因為在1990年前後，內政部在籌備建築研究所時，邀請我協助規劃「建築 (含都市) 防災面向的研究課題與組織架構」，期待在其業務啟動時，就能與國外接軌。而在此規劃過程中，感受到國內對於整體防災，尤其是有關空間或設施的規劃中，還沒有一個比較安全的系統。當然，在當時國科會的補助計畫中，一直都有防災相關的研究課題，但還是比較屬於研究層次，也較偏重土木工程的各個領域，以致較難或未能真正接軌、落實到政府行政，尤其是規劃的體系中。為此，我首先找了邱昌平老師合作，針對大規模地震下的都市災情與危險度 (今天稱為災害脆弱度) 進行分析、評估；因為我認為先有災情、災損的評估，甚至模擬，才能知道未來要如何規劃防救災相關空間與設施的整備、應變能量，以及要投入多少的資源等等。
邱老師和我在這個計畫執行了第二或第三年時，發生了一場相當大規模的災害，也就是日本阪神大地震 (1995)。由於早先在日本流浪的那段期間認識不少日本防災界的專家，也持續都和他們保持聯絡，加上自己熟悉日本狀況，所以地震發生後，邱老師和我很快地自行安排，直接飛往大阪並轉入神戶災區。那時候，由於日本政府謝絕其他國家的官方組織進入災區，邱老師和我算是很難得，在災難發生後的初期就進入災區。在災區的四天期間，我們每天徒步在不同的地區近距離地勘查、蒐集災害與災損的實況；也安排拜訪神戶大學防災研究室、社區與民間組織，以及神戶市政府的住宅局等，訪談並收集相關的第一手資料，希望了解災害發生當時的應變救災，以及之後的復原重建是如何運作。而這次的調查結果，也讓自己更加確立將持續投入防災研究的決心，特別是針對當時臺灣還比較沒有人在做的、防救災體系的建立與防災規劃這一塊。
就在這次震災之後的第二年，顏清連老師找了好幾位教授一起來參與國家型防災科技計畫的規劃，並決定第一期的計畫架構包含了兩大區塊，分別是前面所提到的「評估」和「體系」。首先，「評估」涉及了不同的災難，包含地震、水災、土石流等，同時也包含了災害潛勢、災損或災害境況的評估；這方面顏老師找了羅俊雄老師、林美聆老師和農工系 (現在的生工系) 的許銘熙老師等人一同來參與。其次，在「體系」的部分，主要由我負責，除了要對美、日等先進國家的防災、應變體系進行研究外，並探討適合臺灣本身的體系為何。
當時國科會推動的國家型防災科技計畫之前是，執行了三期15年的大型防災科技計畫，且是早在劉兆玄先生擔任國科會的處長時就開始推動。後來劉先生擔任了國科會主委，他和當時的副主委蔡清彥 (後任政務委員) 先生兩人都對防災議題相當重視，所以以防災為題的第一個國家型科技計畫就在他們手中開始被規劃、執行。國家型防災科技計畫的目標很明確，扼要地說就是其成果要能落實、應用，而不單只是做研究。這計畫歷經1996-97年的規劃，並在1997年底成立國家防災計畫辦公室開始運作；沒想到才運作了一年多，臺灣便發生了921大地震，因此計畫辦公室也實際參與、協助了不少的災後工作。
921地震發生在當天半夜一點多，我當下確認家中大小沒甚麼受災後，立即搭計程車前往當時位於襄陽路的消防署辦公室，因中央災害應變中心亦開設於此，而後行政院蕭萬長院長和劉兆玄副院長也陸續進駐。自己主要是因為擔任國家型計畫體系組的組長，要了解在大規模震災時，國家的災害應變體系如何運作，也希望能以幕僚的身分協助應變作為；特別那是我們第一次面對這麼大型的災難，有太多事情要做，例如，災害發生後，馬上有美、日等國際救災隊伍要前來協助救災，在初期我就協助安排這些國外隊伍。具體上，因考慮災害地點與各隊伍到達的地點，就安排了日本的救災隊前往臺北縣的新莊，美國的隊伍則先到雲林斗六，並分別在完成首先的任務後，再前往南投縣與臺中縣的重災區。當時，美國方面派了一架軍機和一架民航機來臺，我們希望他們都能就近、直接降落在清泉崗機場 (當時還是軍機場)，所以需要居中協調軍方，交涉了許久才得以達成目的。話說救災形同作戰，我是在那時候才真正體會到，而也是在921大地震之後，我們的社會才逐漸形成這樣的觀念。
921地震當時臺灣的防救災體系還不是很健全，相關的組織、法令也未臻完善；為此，行政院在地震發生的隔月，開始交付相關單位、人員研擬防救災的法令；但由於其結果不甚充分、完整，乃於11月中旬再交由國科會副主委召集相關人員研商，並責由我及警察大學消防系熊光華副教授兩人負責密集研修、彙整、執筆，在儘快時間內提出防救災法令 (即現行的《災害防救法》，以下簡稱災防法) 的草案。所幸自己在前述阪神地震後，很認真地研討了我國與日本的防災相關法制及其體系等，所以我和較熟悉美國防救災體制的熊老師很快地釐清了相關的重點，並與數位專家及相關單位討論、協商，用了約一個禮拜的時間，即將防救災法令的草案擬出、提交行政院。那時候劉兆玄副院長在臺中坐鎮、指揮救、賑災，所以為了趕進度，在作業期間，幾次都是我們在傍晚四、五點鐘開車下臺中，向他報告草案內容並商討後，於半夜再開車趕回臺北。
爾後，行政院將院內審查通過的法令草案送交立法院審議，而我也都陪著相關部會人員去立法院協助答詢。大家知道，那時候是接近總統大選，立委們幾乎都回到選區幫忙輔選，但因對防救災法令需求的社會壓力很大，審議這個法案時，該出席的立委都一定會從選區趕回來，很認真地進行法案的審議作業。因此，我們可以說因為這一次的大規模震災，促成了災害防救法案在立法院很快就審畢通過，並在隔 (2000) 年七月，也是臺灣第一次政權移轉後，由新總統頒布實施，將臺灣防救災體系的落實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在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任內
921地震後的第二年，國家型防災科技計畫的主持人從顏清連老師轉給羅俊雄老師，而後又交予我。2003年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enter for Disaster Reduction, NCDR) 根據災防法成立，我在2004年從代理主任正式接掌NCDR主任，一直到2014年中心轉為科技部下的行政法人機構為止，這之間擔任NCDR主任大約十年的時間。在921災後應變到NCDR成立的初期，很多國內外的學者、專家都給予我們許多的協助，特別是不少日本防災領域的友人應邀來臺協助，和我們分享了很多寶貴的經驗。這又是回歸到自己在日本流浪那段時間，意料外的與這些日本防災界的學者、專家建立起的情誼，再加上因阪神大地震，更與京阪地區的教授們互動、熟稔，從而有機會獲得他們很大的幫助，慢慢地將臺灣的防救災體系與防救災科技推動起來。
整體來說，投入防災這塊領域實在是機運使然，和我原先在研究所所學、研究議題設定其實沒有太大的關係；但在日本流浪的那段期間對我是很大的磨礪，也學到防救災與防災規劃很多的東西，交到許多防災領域的友人。所以，我想無論從事什麼工作或研究，就是要把當下正在做的、學習的事情做好；如果太過計較短期的成果，可能反而會失去更大的格局，而當下看似無關緊要的事物，或許在未來會是自己人生很大的助益。
其次，「防災科技」是高度跨領域的一門應用科學，非單一專業所能及，必須結合不同專業領域、共同協力，才能真正把防災與防災科技的工作做好。而在NCDR就集合了大氣、水利、地震、大地工程，甚至是社會經濟、心理等不同領域的專家，並設有不同議題的分組；而在許多專案執行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把計畫交給單一個分組負責，在執行的效能和完整度上往往會和預期有所落差；反而要能透過不同分組間協同的合作，才可能真正達到科技的整合和落實應用。例如，颱洪應變對我而言就是這樣的經驗。在桃芝颱風 (2001) 之前，臺灣對災害應變的作法都是災害發生後再行救災，是相對地較為被動。而桃芝颱風後在一次科技中心的工作會議時，羅老師提出能不能把應變轉變成較為主動方式的想法，於是我們把大氣組李清勝老師 (亦為臺大大氣系教授) 組內研發的颱風降雨分布預測，加上防洪組許銘熙老師組內的淹水潛勢，以及坡地組林美聆老師組內的土石流災害潛勢等分析結果串聯起來，推估出可能的致災地區，進而將分析成果交由指揮官研判，在災害發生之前傳令該等地區的居民提前避難，並進行相關防災、救援的對策，形成主動式預警。
桃芝颱風時，全臺死亡失蹤人數總計兩百多人，其後納莉颱風 (同樣在 2001年) 來襲時，第一次採用了前述主動式預警的應變作為，其死亡失蹤人數下降了約一半，之後每次颱風來襲也就都沿用此一方式的應變，而死亡失蹤人數也每每跟著往下降低，一直到2007年的聖帕颱風時，死亡失蹤人數已降到個位數字 。另有一事值得一提，乃在歷次採用主動式預警的風災應變中，避難的人數也越來越少；主要是一開始我們的評估相對地較不精準，所以指揮官傳令要疏散避難的範圍較大。記得第一、二次運作此一主動式預警，當鄉鎮市長接收到避難通知時，就有人會大罵說：「我們的轄區範圍這麼大、居民分散，說要撤退是怎樣撤退哪？」確實如此，因有些偏遠鄉鎮的幅員甚至比臺北市還要大，所以我們後來也努力地把評估做得更細膩，預報的範圍與需要避難的人數就更為精準。
總而言之，透過這樣跨領域的合作、應用，以及精進，才能形成了今天大家講的超前部署的應變作為。
然而，近年來由於極端氣候等的影響，降雨的型態 (pattern) 有所改變，所以預警應變體系也需要持續地精進、更新。此外，從大氣、降雨、淹水到坡地災害等一系列的評估過程，以及評估結果要納入應變指揮系統中，涉及了不同的專業、單位。所以，如何將分析、評估成果轉為大家都容易看得懂的視覺化資訊，以有助於決策，並協助指揮官下達主動應變的指令 (如調動部會資源，包含抽水機的部署、道路系統的管制、維護等) ，這些更涉及資訊整合、傳遞和資料平臺的建置，亦是未來災防數位轉型的重要方向之一。
由於有了參與前述防災、緊急應變體系建置的經驗，在SARS之後，那時擔任疫情防治作戰中心總指揮，也是前衛生署李明亮署長曾找我一同協助緊急醫療、應變體系的建立，所以那時候也曾擔任了重大健康危機事件相關指揮體系及因應策略計畫研議的諮詢委員和執行委員。在SARS剛發生那時，確實看到臺灣的公衛、緊急醫療體系還是較為混亂；不過，在SARS這樣的重大事件後，促使政府相關單位重新檢視既有制度上的漏洞、進行補強。在那次參與過程中，我與醫療、公衛系統的學者專家互相學習，從緊急應變的角度，提供體系建立和立法方面的協助；而臺灣在經歷SARS之後，整體緊急醫療與防疫系統確實獲得相當大幅度的進步。
如今我們所面對的自然或人為災害越來越複雜，如果沒有透過跨領域的整合和不同專業、行政部門之間的協力、合作，其實很難真正落實一個健全的防救災體系。近年來，許多災害防救工作的重點放在數位化、跨域、跨部會之間的資料或資訊平臺建置，然而，資訊的判讀、溝通，進而如何落實為決策輔助，不同專業背景之間的對話仍是關鍵；個別領域的深入研究和綜觀全局的分析、統合，對防救災體系而言其實是同等的重要。
更甚者，近年來災情、災損分析的資訊除了要提供給指揮官作為決策的參考，還需要進一步傳達給媒體，甚或直接面對民眾；對於輿情的掌握、和民眾、媒體之間的溝通等，又成為當前防災、應變作業的新挑戰。其中經常涉及自然 (含工學) 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的議題，由於這兩領域專業所接受的訓練有所差異，對事物的認知也可能截然不同。例如以精確度來說，30%或40%的準確度對社會科學來說，可能已經是可接受、甚至是不錯的數值了；但對自然科學而言，則需要相當高的解析度、準確度。所以，這彼此之間其實是需要磨合、相互學習，以及經驗的累積等，亦即在自己的專業堅持之外，也要能換位思考，才能真正達到溝通的效果。
臺大校園規劃
由於我本身就屬於空間規劃這塊，自己也在臺大校園規劃小組中，參與過一些校園景貌、空間變化的過程。過去以來臺大校園一直有整體發展方向的規劃藍圖，原來的基本原則是保留椰林大道兩側、校園中心區位、具歷史感 (包含建築與景觀)的地區，而新的、較高層的建築則配置、規畫在外圍；後來進校園的車多了，規畫上也儘量把停車場設置於外圍的點，減少進入、穿越校園的車流。但現在看來也有點覺得外圍蓋得太密了，我笑說這是因為金主的時代，各學院或系所找來捐贈者出錢，又找到還可蓋的空地，就一棟棟蓋起大樓來了。現在校園的規劃可能會越來越辛苦了，因除了前述的原因外，現在學生、老師的想法、意見也可能越來越多元，如何在兼顧整體規劃方向或藍圖，又能在群眾 (師生) 意見與資源分配上取得平衡，考驗著臺大未來的校園發展。
我在校園規劃中參與比較具體的，應該就是陳振川老師擔任總務長的任內，協助舟山路的規劃。舟山路原本就是都市計畫中的「學校 (臺大) 用地」，但早期借予臺北市政府，作為連結基隆路和羅斯福路間的道路使用；過去還是一般開放道路時，車流量相當大、校外的車子極多，不過在其兩側也經常停滿臺大學生的機車、腳踏車。後來臺大與市政府協調，以退縮靠基隆路側的校地，讓出一個車道的空間，來換取在2000年收回舟山路，並希望全面禁行、禁停機車，以成為校園內師生可使用、歡迎的空間；為此我接受了校規會的委託，展開規劃作業。
規劃過程中，我帶著城鄉所的學生做了三個學期的實習課程，期間曾遭遇到一些的反彈和挑戰；例如來自學生中經常停車在舟山路的機車通學族群，還有如何處理道路兩旁建有圍牆，以確保安全性的系所空間，或是位於重要節點位置的僑光堂 (鹿鳴堂) 建築對四周較為封閉等問題。
面對這些校內師生，甚至已退休或畢業者從外部來的反對聲音，我們花了很多時間，使用不同的方式來進行意見的溝通，例如前往道路兩旁的系所，與他們的師生對話、在杜鵑花節設攤、展出模型、開講、問卷，前前後後投入一年多的時間，才提出規劃構想與圖說。很感謝當時的總務長陳振川老師的大力支持，他比較強勢、但有執行力；而基於我們彙整，提出的規劃方向與初步內容，在校園規劃小組 (含部分外聘教授與學生團體) 會議中進行討論、調整、拍板後，由學校再找了顧問公司作細部設計與施工圖說，整個案子才得以繼續往下推，形成今天大家所看到的舟山路樣貌。
在整個規劃的實際作業中，除了面對眾多的意見，我們也進行不少的現況、跨區的調查、分析，包含交通量與動線、機車、腳踏車的停放空間與數量、原有植栽的大小樹木，或是整條路廊兩側的空間使用與結構等等。綜整前述眾人的意見與現況調查結果，並行分析後，提出了重要的規劃思考，包含如何去縫合原本被舟山路切開的兩邊校園空間，讓管院和在舟山路南側部分的系所同學，能與北側主要的校園空間產生更多連結、新改變的舟山路要能成為人們生活、交流的所在等等。而基於這些思考與構想，我們在其中設計了鹿鳴堂前面與旁邊的廣場、打開鹿鳴堂面對廣場這一側的牆壁、引入店家，以促使建築物內、外部空間相互連結，帶動更多人的活動；而後來捷運站出口的設置、開通，也更促成了前段人行空間的形成。那時候也有人建議能不能重開校內的水圳；原本瑠公圳渠道還在時，確實有從蟾蜍山引水經臺大農場、校園，最後進到醉月湖，再接到早期未加蓋的新生南路瑠公圳。但後來許多地方的圳道都被填埋、截斷，瑠公圳的功能不見了，但在舟山路旁水工所旁邊有保留一小段原本的圳道；於是把這段圳道延伸，經過舟山路拱橋下，與新開闢的生態池連接在一起；不過生態池的水聽說是靠抽取地下水來循環，而非真正從圳道流入。所以，現在聽說學校又有重開水圳的計畫，我覺得其實蠻具挑戰性的，除了校內交通動線的重新調整之外，更須要的是如何恢復整個水系或水源系統，這些事實則需要不同專業、系所的相互激盪、討論。
舟山路與椰林大道作為校內兩條主要東西向的道路，但兩者之間存在著相當大的對比。椰林大道是一條很直、很開闊的道路空間，其方向性與象徵性 (symbolic) 很強；而舟山路則著重在與周邊環境的相互融合；我們儘量移除原有系所的圍牆，但保留既有的樹木，甚至利用植栽、綠蔭去營造出閑慢、舒適、與人親近的空間感，也加入不少的店舖、飲食與休息場所，更強調那裡是屬於「人與生活」的空間。
規劃未來：關於城鄉所、防災與更高的格局
城鄉所在工學院中是個較特殊的存在，我們的研究涉及比較多的社會面向，每個老師有其理論依據，但研究手法都不太一樣；我們也會透過實習課程來延伸出行動研究，亦即設定特定的研究情境與目標，然後進行實地調查、操作並行分析檢討、調整後，再進行下一階段的研究，甚至提出解決策略。這樣的研究方法需要花費較長的時間，來建立認知或共識，並可能會遭遇不少瓶頸，在經過數次的調整方向或內容後，才能獲得研究進展與成果。這類社會學的研究不會有唯一的答案，從不同的觀點出發會有不同的認知，但扎實的田野調查勢不可避免；不同於實驗型的研究需要控制環境、排除變數，我們的研究反而是透過田野調查來找出歧異，進而透過溝通、協調來嘗試歸納出共識與相應的對策。近年來，感覺到這類的研究方法慢慢受到更多的重視；因時代在改變，工程界也有越來越多要和社會對話的需求，跨領域的研究也越來越多，甚至可能成為未來的趨向。另外，相較於過去對體制的衝撞，現在似乎也看到更多體制內外的溝通、協調。
另一方面，就是科技的導入來提升既有作業的效能，特別是對於過往一些比較靠經驗導向的作業系統，科技的應用是能夠提供更為系統化或邏輯性的思維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還有，如何透過數位轉型、資訊技術的導入來強化現有的災害分析能力、決策支援系統，也將是需要思考的方向。而除了科技本身的應用、導入，科技的交流也越來越重要，譬如以災害防救為例，我們在921地震當時的救援作業，從美、日的救援團隊學到了很多防、救災技術，以及他們的整體應變系統；而在近年的南向政策中，我們也有了機會將臺灣的技術、經驗輸出到東南亞或南亞的國家，開始建立起國際的互動、交流與合作。
從921震災之後至今，臺灣的防、救災體系與運作已經有很大的進步，而未來重要的是需要進一步將安全與防救災思維落實到整體的都市、區域，以致國土規劃之中。更具體來說，就災害防救四個作業階段的循環中 (從mitigation、preparedness、response 到 recovery，然後再接到下一層級的mitigation……)，目前我們做得比較好、較一致的應該是preparedness 和 response階段；但對於不同災害類型的mitigation作業，目前則多分散在各相關部會的業務裡，所以，未來還需要更加強這些相關部會mitigation業務之間橫向的連結，以及與災害防救其他三個階段作業更緊密的整合。目前的國土計畫法裡面雖已明文提及須因應社經條件與氣候變遷的思維，然而從防災方面真正切入到各層級國土規劃的實質內容者顯然不足，比如說對於現在經常碰到的缺水問題，我們在整體的國土利用、產業配置策略上是不是應該有更清楚的評估與調整？然而，現在每個縣市的國土計畫都是在放寬土地使用的面積與強度，但很少有評估未來是否會因此發生過度開發、災害脆弱度增加的問題？這樣沒有評估的放寬不是很可怕呢？這些規劃都將直接關切到未來城鄉的發展，如果我們在規劃階段不去詳加思考，等未來衍生出很大的災害時，就來不及了。
另就災害的recovery (重建) 部分來說，臺灣到目前為止，真正經歷到比較大規模的災後重建就是921大地震和莫拉克風災，但兩者採行的策略其實不太一樣。921的重建重視以社區為單元的重建，但莫拉克的狀況則是上游部落原址遭到嚴重破壞而必須進行所謂的「異地重建」，因此其中就會涉及到更多非實質的議題，例如土地取得與權屬、居民意願、未來的生活與生產，以及長遠來看極端氣候的影響等。有鑑於此，政府需要去整合這兩次大規模災難的重建經驗，思考相關的政策、規劃與作業；另外，921大地震和莫拉克風災受創最嚴重的區域大多位在偏鄉與山區，但如果大規災害是發生在都會地區，那我們又該如何應變救災與重建呢？光是集合住宅受災民眾的安置、具區分所有權屬的建物重建，就是很大的問題。
再就土木工程來看，過去大家多著重於新建工程，但現在越來越意識到既有建設、基礎設施等，管理、維護的重要性，尤其這其中有許多都是和民眾的生命安全直接相關。此外，規劃理論和實踐必須要更緊密地，也需要更講求不同領域的相互結合；譬如，都市的土地使用規劃根本就應該要建立在大地工程的調查、分析的結果上；而未來的發展，則更需要社會、經濟、環境、醫療等其他不同面向的考量與因應，不論是sustainable city、smart city在大的方向上是對的，但需要更多跨域的結合、更細緻、更多元地去考量，其發展才會具備可能性或才能確實掌握其潛在的問題。
其實，臺灣現在已經在面對這些問題了，對於年輕世代來講，這些問題已儼然是他們沉重的壓力；例如，國家的住宅政策與房價之間脫不了關係，而這問題不只影響到年輕世代的居住、婚姻，也會波及到土木工程、營造產業……。臺灣曾經有過住宅運動，不過在過去一段時期裡，還是把絕大部分的住房建設或建築用地交予民間處理；但相對地，很多歐洲的國家從產業革命之後，就一直對住宅議題有所關注，將居住視為基本人權，並透過社會住宅或是住宅合作社的模式將民眾的居住權予以落實。如何跳脫亞洲社會「有土斯有財」的觀念，或是提高社會住宅佔有住宅的比例等等都是我們亟待解決的問題；所以我們的住宅問題已不僅是透過所謂的都市更新，來讓建商有更多的容積率就可以解決；其他相關的房屋稅制、土地問題，以至於我們的「民生」體系要如何運作？都是我們需要好好思考的。
更根本的，國家的發展緊扣著的還是人口和資源。少子化、高齡化、南北產業發展失衡、青年北漂等現象，都已是浮上檯面的問題了；臺灣的人口是否還會繼續成長或是減少？總量到底會到達多少？我們的外勞政策或是新住民政策又為何？從民生體系整體的角度來看，或許我們需要把這些問題拉到更高的觀點去思考，例如面對可能的缺水、限電、土地過度開發，我們該如何量化、評估？而接下來就是國土規劃的問題了。這些，一如災害的防治須從災情的了解、掌握開始，才可能預先去規劃、研擬對策。
當然，這些都是不容易，甚至是很困難的問題，但我們總是需要提前開始思考；不論是土木系或是城鄉所，我們除了在自己的領域提升專業能力外，也要去和相關的領域連結，並且要看到大的格局。還有，面對未來的社會需求與問題，除了專業上的對話之外，我們也還需要和一般民眾、非專業者進行對話；專業角度和一般民眾所關注的議題、使用的語言或方法是會有所不同、有落差的。但這些，都是我們要去面對、思考，甚至是無可迴避的。
陳亮全老師獲頒2015行政院傑出科技貢獻獎，與家人留影。
[1] 當時日本政府希望藉由筑波大學發展科學園區，將東京重要的國家研究室、研究中心以及民間企業的研究單位，整併至這個園區，以提升整體研究能量，同時也從國土計畫的意義上，減少東京市的壓力。
[2] 坐落東京千代田區，地上36層、地下3層的高層建築，在1968年竣工，突破當時日本建築法規31公尺的高程限制，為日本第一棟超過100公尺的建築物，因而在日本建築史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3] 張榮發基金會大樓 (長榮海事博物館)，隔著景福門面對總統府，其原址為「日本赤十字社臺北支社」。二戰後，由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接收，其後並長期作為國民黨黨部辦公處。1994年國民黨強行拆除原建築，興建國民黨黨部大樓；後於2006年轉售長榮集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