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台大土木系杜風電子報總編輯邀請我介紹一下自己，也藉此機會談談我個人對土木教育以及土木產業的一些觀察和想法，與同學們、讀者們分享。 從台大到劍橋1967年我以香港僑生身份有幸進入台大土木工程系就讀，蒙恩師洪如江教授的啟蒙、鼓勵、以及推薦，我在1971年畢業後得以前往英國劍橋大學當研究生，攻讀碩士與博士學位。其實我的家境不算好，但僥倖地獲得英國文化協會三年的獎助學金，使得夢想有機會實現。 當時正值劍橋創新的「臨界土壤力學」（Critical State Soil Mechanics）發展得如火如荼之際，地工研究組除了有一眾名教授齊聚之外，又擁有規模可觀的研究生以及博士後團隊，他們從一個突破性的概念建立一套新的力學理論，透過一系列有遠見又週全的研究方案，不斷吸收優秀人才和資源，長年努力不懈地逐步求証、進而推廣實際應用，是一個相當嚴謹的治學歷程。我的研究課題是臨界土壤力學的彈塑性應力應變模型在軟粘土的應用，回想當年我能夠躋身於那樣優秀的研究隊伍，實在是非常難得和令人興奮的機會，加上劍橋深厚的學術傳統和多元的校園生活，讓我有機會與各方精英「切磋討教」，涉獵不同知識領域、擴大眼界、塑造自我，三年多下來，學位拿到了，卻真正感到學海無涯，自己何其渺小，更學會謙卑。 離開劍橋，為了爭取實務經驗，我跑到倫敦去工作，當時我的指導教授Wroth推薦我到Ove Arup & Partners （Arup 奧雅納） 工程顧問公司去追隨Henkel教授學習（他曾與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的 Bishop 教授共事，並出版了三軸試驗的經典著作），而我就這樣展開了在Arup公司大半生的工作歲月。 工作是終身學習上世紀70年代因中東戰爭引發了石油危機，加速了離岸油田的鑽探及開發，當時正值歐洲北海發現大型油田需要加速探勘，因其水位深、風浪大以及地質條件特別，為相關工程帶來了不少的挑戰與機會。我就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加入了Arup的離岸工程部，研發設計當時新型的「混凝土重力式平台」（Concrete Gravity Platform），和處理各種離岸工程上需要解決的問題，例如海底油管鋪設及埋藏、鋼平台椿基等等。 當時很多亟待解決的工程問題都沒有現成的答案或設計規範可作參考，需要工程師們獨立思考，回歸到基本的物理和工程原理上去尋找解決方法，而得出的答案往往是未經驗證的做法，又或是不能單純採取保守安全係數來提供保障，因而需要格外小心來評估風險，制定應變的施工措施與對策等等。在這樣的前提下工作，給了我非常重要的訓練與專業成長，不但要窮自己所學去解決技術上的問題，而且每當接觸新課題時（例如北極離岸設施須對付浮冰等若干問題），都會努力不懈地嘗試，以求得兼顧多個面向的最佳方案。我後來又加盟了另一家離岸地工技術公司，以倫敦為基地，奔走於荷蘭、挪威、地中海、中東等地，工作內容很有挑戰性，也是考驗自己和增加自信的機會，但也蠻辛苦的。 1979年一個週末我回到劍橋，偶然在街上與Scholfield 教授相遇，他提醒我說：「年輕人，你的機會在你老家，因為香港跟亞洲正在大肆發展，需要大量人才」。不久之後，香港大學邀我回港當講師，香港政府的土力工程署也在對我招手，但我選擇了重新投入 Arup 旗下。也是從這時期開始，我從離岸工程的特殊領域，重新回歸到了傳統的土木工程範疇。 80年代開始，香港進入經濟高速發展的時期，無論公共或私人的工程建設機會不可勝數，超高層建築、地下鐵路、新市鎮基建設施、大學校舍、開山填海、車站和地下室深開挖、邊坡穩定、隧道、深基礎……等等，實在讓工程師們忙得不亦樂乎。而中國大陸也在80年代後期開放外來投資，我在台大所學的，正好在當時給了我能用流暢中文進行工程任務協調的一大優勢，一時之間火力發電廠、高速公路、高層酒店、辦公大廈、商場……等等，各種各樣的工程我均有機會參與。中國大陸是一個龐大的市場，更有趣的是它也肯嘗試和接觸創新的技術，這是我們公司能在中國市場穩定發展至今的一個重要因素。90年代初，Arup參與了台北捷運南港綫的設計，公司業務也在亞洲多國同步發展起來。而就在香港回歸大陸前的1995年，我獲公司任命為Arup東亞區的主席，其後在2007年時，改任公司全球集團的副主席至今。 Arup是一家比較獨特的顧問公司，我們的資產是由僱員基金和慈善基金所擁有，所以可以說是沒有老闆，而擁有相對高的獨立性和自主性。目前我們全球九十個辦公室共有員工約一萬名。回顧我自己在公司待上三十多年的原因，不單是因為有機會參與或接觸國際知名的工程建設，例如從60年代的澳洲雪梨歌劇院、巴黎龐比度藝術中心、倫敦勞斯保險大廈、Swiss Re（“小黃瓜”）、香港的昂船洲大橋、匯豐銀行大廈、香港和北京的機場航廈，一直到2008年北京奧運的「鳥巢」、「水立方」、北京中央電視台大廈……等等，對我來說，更重要的是能與眾多實力比我強的同事一起共事，個人學習領域得到不斷的擴張，每天上班都能學到一點新鮮事，也就是我所謂的「終身學習」。
個人的管理哲學當公司高層大部份的時間用於公司管理以及對外事務，我總是提醒自己應該多找機會参與工程設計，與負責專案的同事多些互動，這樣既能把經驗傳承下去，自己又可以有新的學習。另一方面，我個人一直比較喜歡隱藏性的角色，讓年輕的同事們可以有足夠的自由度去創新，並有空間來一展自己的才能。我認為只有這樣，同事們才能更容易地對工程本身和公司的業務產生真正的 “ownership”。我常常喜歡引用老子道德經十七章的智慧自我勉勵，它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也就是說，最高層次的領袖不用敲鑼打鼓地說自己是領袖，但員工會認同他的領導；次一層的領袖，別人會愛戴和尊敬他；再次一層的領袖，別人會畏懼他；最低層次的領袖，別人會辱罵他。領袖如不信任自己的下屬，他自己也會是不值得信任。好的領袖並不多言，待工作完成時，他的下屬會說成功源自於他們自己的努力，而非由領袖帶領而來。 不論做甚麼工作，如果我令下屬覺得公司的成功是因他們自發得來，而不是由我的帶領所致，那我便是成功的領袖了。這種領袖屬最高層次，對於工程顧問這類以專業技術為基礎的公司，我認為這是一個寶貴的準則。
對土木工程教育的一些看法近年來我常在香港及大陸的一些場合，參與工程教育以及如何培訓新世代工程人員的討論，主要貢獻我從工程業界的角度思考土木工程教育的一些看法。如果我們粗淺地說，大學畢業生是「產品」，土木工程學系是「製造商」，而工程顧問公司、營造廠以及其他僱主是「顧客」的話，那麼「顧客」（可以是本土或國際性）的觀點與要求，相信是大學課程應該「教什麼」和「怎麼教」要納入做慎重考慮的。以下是我的幾點觀察： (1) 中、港、台的畢業生普遍在科學分析能力上都相當優秀，然而在「設計」能力上 （即在安全性、經濟性和美觀等各種條件中作適當的決定）卻顯不足，更遑論創新能力了。舉例而言，在北京奧運游泳館「水立方」競圖設計的概念階段，我們面對了一個問題：「怎麼樣才能創造一個有130公尺跨度、新穎而又令人讚嘆的 “方盒” 結構？」，最後我們在澳洲的工程師想出了一個以肥皂泡形式作數學排列的答案，並巧妙地把它轉化為輕型的空間幾何結構，加上環保與永續的意念，結果一舉勝出，成了舉世矚目、得獎無數的地標性建物。這便是一個由結構工程師主導創新建築設計的好例子。 Arup在多年前開始資助倫敦大學帝國學院的土木工程系開設「創新設計」的課程，目的是希望啟發同學們以所學專業去突破傳統的能力，提升他們將來在國際間的競爭力；在香港的大學中，我也正在做類似的努力，數年前在「中國工程院」舉辦的「21世紀工程教育」研討會上，我也向大陸院士及院校代表提出過同一看法，我想台大也可以就這個方向考慮。
(2) 語文溝通及表達能力 （communication skills）。工作上我每年都有機會接觸不同國籍、背景、而新加入公司受訓的剛「出爐」畢業生和青年工程師，深深感受到我們大中華的「產品」與歐、美、澳的相比，在公開場合發表意見、闡釋、討論、簡報等表現，明顯地有所不及。我認為這不單是英語水平的問題，而是整體的溝通表達能力需要加強。過去幾年在跟香港幾所大學的土木工程系交流時，我這「顧客」也屢次強調這方面的需求，特別是我們在國際市場上的參與日益增加，實在有必要注重提升學生的語文溝通及表達能力。
(3) 我認為“problem-based learning”對土木工程教育非常重要，亦即在教學上多導入工程實例，引發同學們的學習興趣，認識到在學校裡那些基本學科「所學為何」。我要強調的是，土木教育處理的不光只是課程教（或學）什麼（what?），更重要的是如何教（或學）（how?），以使得學生們更深刻地理解到為何而教 （或學）（why?）。 當今的電腦網絡及媒體資料充足，令教與學都有無限的空間可以互動，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在香港，我們也經常安排大學土木系較年輕的老師到公司裡參與實際工程任務，希望藉此加強以「解決問題」為主導的教學方式，同學們的學習興趣也可以相應提高。 (4)「永續」（sustainability）概念的傳遞：當今全球資源枯竭，節能減排成為各地朝向永續發展的重要課題。可以預見的是，日後所有建築物以及公共工程的設計、運作、與維護等，對永續性的要求都會逐步提高，建物全生命週期的經濟考量也將成為不可或缺。全球各地不少大學正積極把永續發展的概念及元素融入傳統的土木課程中，我想我們大中華的土木教育也應該重視這樣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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