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每個人的一生似乎都遵循著不同的軌跡前進，有的人活得久，有的短；但是時間的長短並是生命的重點，生命的過程留下什麼痕跡才是重點。這些痕跡如果自己不留下記錄，可能就消逝在無窮盡的渺小之中。自己的回憶自己寫。感謝杜風電子報的主編來信邀稿，讓我在離開台大土木系專任教職的時候，留下一些我自己認為對其他人可能有幫助的經驗或思考。 我在專業上談不上特別傑出，但是我有對自己的自信。專業上，我工作的主要工具是微分方程式；但在生活上，有一大部分並沒有方程式可以拿來做計算，這一篇回顧主要是針對後者的範圍。 我對自己從出生在高雄蚵仔寮漁村，卻能在台灣第一的台灣大學土木系退休，也可以算是了無遺憾。雖然我認識的朋友有多人擔任大學的校長，但是我一點都不會感到羨慕。因為我也自認我的人生多彩多姿，雖然一生吃過的苦頭也不算少，但比起出身貧窮的痛苦，這些都不算什麼。 人的一生只有一次，而且無法回頭，面對許多抉擇的時刻，難免掙扎徬徨，像是要投下生命的賭注。我的經驗告訴我，不必走在這山看那山，有些路眼前看似不相通，但是很難預料在未的來某個路段卻又會合在一起。這就是人生奇妙的地方。 以下是我意想不到的人生的重點記憶，希望對一些剛要人生起步的學生有些參考價值。在這之前，我要對我的外祖母及舅父舅媽表示特別無限的感恩，沒有他們的資助，讓我有就學受教育的機會，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會變成如何？ 意想不到的念研究所1971春天的最後一個學期，我就要從連續重考三次無法離開的成大水利系畢業，心中不免徬徨；許多同學準備當完兵就要出國，有幾位同學往上一層樓去報考台大及成大的研究所。我心想，好不容易可以畢業了，也不知道水利系這個科系的畢業生可以做甚麼？心情上就等著兵役的通知單，服完兵役再說吧。 某一天，一位要報考研究所的同學問我，我打算做甚麼？我支唔其詞，也答不出個所以然。最後他勸我先考研究所再說，還激將地說，何況你還不見得就考得上！我記得在報名截止的前一天晚上，還特別去宿舍去請教當時服完兵役回到成大念土木研究所博士班的同鄉歐善惠學長（後來他當了成大副校長），才稍微了解念研究所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水利工程又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隔天，就去報名成大的土木所水利組了，也很幸運地考上了。當時的錄取名額很少，我是最後一名，但也是第二名。後來又備取了兩名。等到正式上課時，要選指導教授的時候，各種考慮又出現眼前，我就選了許多同學敬畏的郭金棟教授，選擇了海岸工程作為研究所的專攻主題。主要的原因是，自己家鄉的蚵仔寮是海邊漁村，往年沒有漁港可供出入，常有鄉鄰漁民出海發生意外；颱風期間海堤崩塌流失，沿岸居民飽受生命財產損失的威脅，心想至少學學海岸工程，可以幫自己的家鄉解決一些小問題。 研究所期間，研究室內坐在我對面的是黃煌煇學長（現在是成大的校長），每天在郭金棟教授勤奮讀書的氣氛下，都要等老師下班才敢回家，也料想不到當年的學長就是今日成大的校長。更沒有想到，當校長後竟然會不同意學生投票命名的「南榕廣場」。
意想不到的出國留學從成功大學水利系及土木所畢業之後，我並沒有出國進修的想法，服完兵役之後到中興大學擔任講師教職，在工作上才慢慢體會到學習的瓶頸，最後才在郭金棟教授與剛從德國學成回國的顏聰教授（後來當了中興大學校長）的鼓勵之下，一面工作一，面準備各種留學的各項考試。記得當時各項考試的成績都勉強過關而已，但到這個階段，好像心意已決，變成了非出國不可的狀態。記得當時家人及父執輩對已經結婚生子的我選擇要出國，都表示他們的不認同；但是他們在拗不過我的堅持之下，還是同意借錢給我當作出國費用。當時決定辭去中興大學的教職，而沒有接受一些同事留職停薪的建議，頗有破釜沈舟的打算。 在台灣完成基本的大學訓練之後，到底需不需要出國留學？這個問題一定還是困擾著許多學生。從我的成長經驗及現在台灣的社會狀況，我的答案是肯定的；但也需要進一步評估實際必須付出的經濟代價及可以完成的學習效果是什麼？ 以留學美國來看，學費及生活費不菲，以自己荷包出資來完成一個碩士學位實在是有點得不償失，因為台灣現在的教育與研究水準，在碩士生的專業研究階段並不比美國一流的大學差太多（除了英文寫作能力之外）。因為比較台灣主要大學與美國一流大學的師資學歷並無二致，只是歷練較淺而已。但在博士班的階段也因為師資歷練較淺，就還不足以形成更大的研究能量，有待未來繼續努力。因此，如果能夠贏得出國的獎學金，我認為是最關鍵的考慮因素。當然如果家庭經濟可以支應一年美金至少5萬元美金的開銷，就另當別論。 到美國留學對我來說，是改變了我往後所有的一切。最起碼，台灣的負面思維教育在到美國康乃爾大學轉學之中及轉學之後，才從生活與研究上感受到壓力而被動地得到矯正。出國留學讓我學到了要誠實地面對問題，對自己負責才能根本解決問題。我從指導教授劉立方的身上學到了正面思考，獨立判斷，與精準的科學表達方式，把在台灣成長過程中不知不覺中養成的「差不多」壞習慣改善了不少。我學到了「說與寫」的溝通能力跟懂多少一樣重要，看到美國學生嘰哩瓜拉講得口沫橫飛，自己卻對自己懂的東西說不上幾句菜英文，真是有苦難言。但是後來英語跟上之後，我就學到「自己能夠說出來的，才是自己真正懂的」，而且更進一步學到「自己腦子裡面想得到的，才有機會從自己的口中說出來」，體會這種創意及表達能力的可貴與重要性。 可以說，學習模仿是入門的開始，創新（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才是決定高科技的重要因素。生物科技與資訊科技就領域上來說，確實是近代創新的高科技，但土木水利工程就知識內容與技術的進步，何嘗不是創新的高科技？但卻往往在社會偏差的現實引導，及部分土木水利從業人員跟著無知起鬨之下，讓土木水利工程這個領域被貼上標籤，變成一種故步自封的傳統產業。也讓學生對土木水利領域失去學習的興趣，真是罪過。 意想不到的轉學康大因為出國留學各項考試的成績平平，我並沒有申請很多好的研究所，而且考慮學成自己創業的關係，最後落腳在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的土木研究所營建工程組。由於是自費出國，帶出去的盤纏很快就逐漸不濟。加上英文聽與講的能力不足，上課的學習並不順利，加上想念家人，精神上實在吃力。時間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銀行單薄的存款數字開始令人不得不擔心，心情開始在要打包回來台灣，還是要另謀出路轉校找獎學金之間掙扎。 原本托福考試的成績就是低空及格，對於一些好學校的研究所，雖然知道獎學金的機會更多，但是仍然望之卻步；何況美國大學的研究所這麼多，要從哪裡下手找到獎學金的機會，竟有如大海撈針的困難。但是當時也想到一個點子，我就到圖書館重新查閱了在台灣學習的主要領域---海岸工程的期刊，一來考慮這個領域美國本國學生會選擇的應該不會太多，外國學生的機會應該增加不少；另一方面這個領域自己比較熟悉，學習適應上應該困難較小。看到了期刊上連續幾期都有論文發表的劉立方教授，就在最後盤纏要彈盡援絕的時候，大膽地用不甚高明的英文寫了一封信，表示自己對劉教授的研究領域有興趣。
劉教授是台大畢業的傑出校友，記得他是畢業後服完兵役就進入麻省理工學院學習。當時1978年剛到康乃爾大學土木暨環境工程學院擔任助理教授不久，可能需要一些研究助理，也可能看在台灣留學生的情份上，給了我回信，提供了獎學金，讓我在伊利諾大學香檳校區匆匆完成一個學期的課程之後，就在寒冬飛雪中，由美國中西部拿著皮箱前往美東紐約州的以色佳（Ithaca, NY）美麗小城。 這段時間是我人生上最困頓的期間，經濟與精神上都是最無助的時刻，對前途充滿不安全感、進退兩難的時刻。深深體會台灣受教育不幸養成的負面思考習慣，讓自己吃足舉棋不定的苦頭，最後在擺脫了虛假的自尊及「nothing to lose」的「窮則變、變則通」（舅媽在我出國前的特別交代）心理下，往前踏出寫信提出申請獎學金的一小步，這一小步從此改變了我的留學生涯，逐步踏上了安定的學習軌道。 意想不到的留美工作我於1982年5月完成博士學位，畢業之前原來是申請回到母校成功大學任教，系與院都通過了審查，到了校長室，聘書卻遲遲發不下來，最後請水利系主任的郭金棟教授到校長室了解，才知道我的思想忠貞考核出了問題。當時是在1987年台灣解除軍事戒嚴以前，成大回不去，其他學校應該也不容易闖關順利，只好暫時留在康乃爾大學土木暨環境工程學院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繼續尋找在美國的工作機會。 在幾個面試的過程之後，1983年的秋季我選擇了到距離康乃爾大學車程大約一個小時的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土木工程暨環境工程學系擔任助理教授。從英文的he，she，is，are等等簡單文法的應用還不是很流暢的壓力之下開始上課。其他的不說，英文倒是很快就可以順口了。1986年獲得升等為副教授。到1989年年初，系主任告訴我教評會覺得我必須離開，另謀出路。本來想轉換跑道到美國工兵團的海岸研究中心就職，取得任用函之後，我以母親病重為由必須先回台灣看顧，爭取到留職的同意，就與台灣大學土木系系主任葉超雄教授聯繫客座教職的事宜，也得到葉教授的充分協助取得來台大任教的聘書。 回想高中畢業，考不上台灣大學，成大畢業，無心考台大，現在卻變成要到台大擔任客座教授，真是始料未及，但是內心還是充滿感謝。只因為當初黑名單的阻擋回到成大任教，反而幾年之後變成可以到台大任教，也算是人生的補償。 意想不到的台大任教我在1990年1月隻身回到台灣，那個學期開始以客座教授的身份來到台大就職，領的是當時國科會（現為科技部）的客座研究副教授的薪資，就可以稍微了解要回到台灣大學任職也是一項意外。當時的系主任是葉超雄教授，就我的了解，他是我在康乃爾大學指導教授劉立方教授的老師，也覺得有需要在台灣大學土木工程系所開拓海岸工程的相關研究，不必拘泥於台灣大學專攻河川工程，而成功大學專攻海岸工程的不成文傳統分工。沒有競爭，就不容易進步。 既然到了台大任教，我自己設定的研究方向與優先順序，就是以解決台灣迫切需要解決的水利工程相關問題為最優先，興趣擺在其次。剛回到台大，研究計劃的申請與實驗室的申請利用就很不習慣，不像在美國有一套公開合理的做法。國科會計劃的申請好像是學術血統辨識的比賽，講究的是計劃所屬領域領導者的個人關係，而實驗室設備的使用也是有隱性規則，即使是閒置可用，也必須得到特別人物的許可。記得當時同仁最常提醒我的一些口頭禪就是：「吃虧就是佔便宜」，希望我不必太介意這種奇怪的景象。 其實，我選擇要回到台灣任教，也可以算是履行在出國之前對家中父執輩所作的承諾，就是學成之後一定會回來台灣。只是陰錯陽差，又加上當時黑名單的阻絕，無法立即如願。但是我決定要回來台灣的時候，內心除了選擇教書之外，已經有從事改變台灣社會的決心。我當時在搭機的前幾天，找到了台大土木系校友、當時擔任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美國本部主席的郭倍宏兄宣誓加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同事或許有所懷疑我回來台大的用意，時常開玩笑說我是台獨（台灣獨身），而不是內在美（內人在美國，在台灣另有女朋友的意思）。
我在土木系任職的這段時間，想要推動幾件課程設計上的改變，但都沒有成功。其一，就是鼓吹更改土木工程系的名字為「土木暨環境工程學系」。道理很簡單，美國有名大學的土木系幾乎都已經更改名字為新的名字，以凸顯土木工程領域涵蓋的廣度與深度，讓學生更正確了解土木工程跟這社會發展的進展，已經從早期的開發利用，轉型涵蓋到整體環境的保育與保護。雖然在土木系與工學院都得到大多數的支持，到了校務會議卻因為「環境」這個名稱已經先有「環境工程研究所」的名稱而被否決，令人遺憾。其實土木暨環境工程領域可以成立共通的大學部，在研究所層級再分科成各種專業，如結構、水利、交通、大地、測量、環境、建築城鄉等等，各研究所就有本科大學部畢業生的來源。其二，就是建議大學部的必須課程可以每學期都可以至少開授一班，同一門必修課不必集中在同一個學期開授好幾班，可以讓學生有更多的彈性，重修也好，或選擇他們喜歡的教授上課也好，讓學生有更多選擇的自由，這也無法得到大部分同事喜歡維持傳統的認同。我認為對老師方便，並不是課程設計安排最好的考量。 我一向認為，大學部的學生不必都以訓練成為回到台大擔任教授為重點，而應該讓學生在既往升學考試的窄門之下，能夠多一些空間探索學生自己真正的性向。讓學生認識自己的性向最重要，即使土木系成績好的的學生要轉系，我都覺得應該加以祝福。其實土木工程的科系在台灣已經太多，真正對土木水利工程有興趣的好學生需求量也不必太多，這些少數是要培養成為土木工程專業知識傳承與教育的領導者，大多數都是肩負工程實務施作與管理的工程師角色，只要腳踏實地，認真負責就可以做好本分的工作。學校的成績維持在一般及格標準就可以了。讓學生在探索中碰到選課的困難時儘量提供方便，應該才是課程設計安排的重點。
蔡丁貴教授 小檔案學歷美國康乃爾大學環境工程博士（1982） 經歷國立中興大學講師（1975－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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