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緣順性，真光不輝—專訪臺大土木翁作新教授 〈上〉

採訪‧攝影‧撰稿 張國儀

笑口常開的翁作新老師，總是讓人感覺到慈祥開朗，完全沒有距離感。敲門進入翁老師的研究室，笑容可掬的他先是請小編坐下，接著拿起書桌上一疊稍顯泛黃的紙頁，不好意思地說：「我把以前的履歷翻出來看，太久之前的事，都記不得囉！」說完，爽朗地大笑出聲。見到這位資深的土木前輩對此次的訪問如此認真，除讓小編感動不已之外，也完全展現出翁老師為人真誠懇切的一面。

為什麼進入土木這一行
談到選擇土木的緣由，翁作新的答案與多位長老級的教授頗為雷同，那就是，當年土木是非常有發展、相當被看好的一個行業，再加上，翁作新的父親為房屋建商，自小便在土木大興的環境中長大，或多或少有些耳濡目染之效。在家人的期待之下，建國中學畢業的翁作新，在當年的大學聯考中排名全國第十，更是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取了臺大土木系。「其實我從小也沒有特別用功，建中對面的中央圖書館更是一次都沒進去過，但是成績倒是都還可以。本來是可以保送成功大學的，所以聯考前一個月才開始準備考試，結果考得還不錯呢。」翁作新說。

大學畢業後，八成的同學都前往美國留學，據說，這是當年的風氣。翁作新笑著形容當年的情況是：「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只有很少數的人留在台灣工作。一方面因為公務員在當時並不是如現在一般人人稱羨、爭搶的工作，另一方面，對翁作新來說，由於父親從事房地產買賣，再加上臺灣工程界當時的風氣也不是很好，翁作新對於整個工程的環境並不是那麼滿意，於是，出國深造就成了無須太多考慮的選擇。

當年要出國唸書，必須先通過臺灣的留學考試才行。而翁作新因為在當兵時抽中了金門外島，有整整十個月的時間沒踏上臺灣本島的土地，更遑論有機會補習或自修考試了。結果，留學試沒考過。翁作新說，都是因為自己英文成績太差。「我記得那時候好像是四十分過關，結果我考了三十九分！」說完哈哈大笑。儘管留學試沒考過，但因為他在外島當兵的資歷，依規定是可以免試出國的。不過，由於在金門時他無法準備任何留學事宜，當完兵後勢必得多留下一段時間來進行，於是，他選擇利用這一年先回臺大再多旁聽一些課程、多學一些東西，把自己充實夠了再去深造。提到這一點，翁作新也不免感慨：「現在的學生，求知慾沒有我們那麼旺盛了。」回臺大旁聽的這一年，翁作新接觸了許多關於力學的課程。「其實自己只知道一點皮毛，隨便亂聽一通。」他謙虛地這麼說。但在過程中，其實已經累積下很紮實的基礎知識。

為什麼選擇了大地工程
當年申請赴美留學，各大學所提供的獎學金數量並不多，對學子來說，經濟上的壓力不可謂不大。翁作新分別拿到了麻省理工學院(MIT)以及柏克萊加州大學 (UC-Berkeley) 的入學許可，但由於兩所學校皆沒有提供獎學金，該如何在二者間做出選擇呢？「其實當時臺灣的人好像不太知道柏克萊，雖然這在美國是所名校。」翁作新很天真地說：「我還去問了好幾位老師，大家都不太清楚呢。」最後，因為加州予人較為舒適的感覺，於是翁作新便選擇了柏克萊加州大學。「反正都沒有獎學金，那就挑個好地方去吧！」翁作新笑著這麼說。從這一點，又可以看出翁作新如孩子般自然不造作的個性。

六零年代是上太空的時代，也因此力學成為當時工程學門的主流；然而，由於大學時代曾受教於虞兆中校長，翁作新印象非常深刻的是，虞校長很關注於工程師設計的結構要如何在現實中建造出來。對這個問題相當有興趣的翁作新，於是希望能從事營建(construction)方面的研究，但是，四十年前專門的營建管理課程很少，專事此方面研究的學校更是不多，使得這個心願無法完成。而當年柏克萊是美國土木工程最優秀的學校，柏克萊又以土壤工程學為其強項，於是翁作新便很自然地走上了研究土壤這一條路。

在柏克萊除了土壤工程之外，翁作新更是接觸到了當時剛剛出現的岩石力學(Rock Mechanics)，成為現今被稱為『大地工程』(Geotechnical Engineering)的先驅研究學者之一。

當個工程師
自柏克萊取得博士學位後，翁作新先是進入了位於芝加哥的Harza Engineering Company。這家公司的工程業務主要以設計大型水利發電工程為主，是世界知名的工程公司，包括臺灣的石門水庫、曾文水庫、伊朗、南美大壩等等大型工程，都有Harza參與設計。翁作新初到Harza時的第一個工作便是參與芝加哥的隧道儲水工程。由於美國中部地區相當平坦，若遇大雨，排水問題可能造成極大災害，於是便想出挖掘地下隧道，引水至地下儲存這個辦法，是個頗為有趣的工程計畫。此外，由於當年柏克萊加州大學最先開始使用『有限元素法』，並且將之應用在大地工程上，翁作新在這方面的學術專長也受到公司的注意，因此，在有關於土壤工程方面的工作，他也多有參與。

雖然Harza公司的計畫全都是屬於國家級的大型工程，相當具有挑戰性，但翁作新認為由於自己非英文母語的外國人身份，在工作的升遷以及受重視的程度上，受到很大的限制，成就感稍嫌不足。正巧，當時已為臺大土木代系主任的大學同學茅聲燾，開口邀請翁作新回臺大客座，他便順理成章地回到了臺大土木系。

回臺大任教一年之後，翁作新認真的性格認為，他在美國之所學已全部傾囊相授予學生，自己必須再次充實新知識，否則無法再執教鞭，於是結束於臺大的客座，再次回到美國Harza公司。

自己開公司
三年後，翁作新的研究所同學準備在聖荷西(San Jose)創立工程顧問公司，邀約舊日同窗一起共襄盛舉。當時很少人能自行創業開公司，喜歡新嘗試的翁作新，於是一口答應，舉家由芝加哥遷往加州聖荷西，花了兩個星期的時間，開著車一路旅遊前往。「那時候開車開到三個月大的小孩都受不了，只要一進汽車旅館，他就放聲大哭。」翁作新憶往地說。

這段為期一年半的創業時間，讓翁作新對於公司現金流的問題有非常深刻的體會。「有時候工作都結束半年了，應收帳款卻還沒收進來，但是公司每天都持續有開銷，壓力很大。」翁作新搖著頭說。在這家自行創立的五人工程顧問公司中，其主要業務是為私人房屋及商業大樓進行地質鑽探及地基調查，此外，當年舊金山機場新航廈擴建的地質鑽探，也是翁作新的顧問公司所承攬的。經營一般顧問公司，對翁作新來說是非常寶貴的實務經驗。

一年半後，為了陪伴年邁的雙親，翁作新又把家搬回了臺灣，二度進入臺大土木系任教。到了1986年，為了子女受教育的考量，翁作新在臺大任教七年後，又二度離開臺大。回到美國後，這一次，翁作新來到美國Lawrence Livermore國家實驗室擔任研究員的工作。

進入美國國家實驗室
Lawrence Livermore是個大有來頭的國家實驗室，其中人才濟濟、高手如雲；早在二戰期間，這裡便以研發製造原子彈而出名，時至今日，它依然是美國國防武器開發的重點實驗室。翁作新進入Lawrence Livermore之時，正好是美國開始關切核廢料處理問題的時候，於是他的工作內容主要是研究關於核廢料地下堆置場周邊的岩石受熱、濕潤度，以及放射線對岩石的各種影響。翁作新也提到，Lawrence Livermore在核廢料處理上，最主要是做“near-filed”研究，也就是儲存核廢料的『包裝物』(pacakge)，能夠有多少年的耐受度，以及放射性物質流出包裝物之後會如何在岩石土壤之間流動、會流動多遠的距離等等議題。「當時的設計是這個包裝物的外箱會在三百年之後壞損，內箱則是一千年，所以我們要估算內箱壞損之後，裡面的放射線物質會隨著水在周遭的岩石間如何移動、移動到什麼地方去，以確保不會造成地下水的污染。」翁作新這麼說道。最後，美國決定在內華達州的猶卡山(Yucca Mountain)設立一個永久的地下山洞貯存場(geologic repository)，安全貯存時間則為一萬年。

提到核廢料處理問題，翁作新說，其實臺灣現在也面對相同的問題。光是關於核廢料究竟要放進海底還是地底這個問題，就爭議了幾十年才定案，而即便目前美國已決議要將核廢料放置地底，但是選擇地點時的政治角力，以及人民的抗議壓力，還是讓這個問題遲遲懸而未決。原本美國政府與核能發電公司簽下合約，預計在1998年就要將核廢料埋放進預定的地底，然而，一直到了2008年，卻仍未真正施行，美國政府只好每年拿納稅人的錢來賠償給電力公司。「其實，在內華達州的地底放置場早就已經挖好了，但是，誰都不希望核廢料掩埋在我家旁邊，所以，已經逾期十年了還是沒辦法執行。」翁作新搖頭歎道。

此外，Lawrence Livermore也對全世界進行核爆的監測，方式與地震監測非常類似，於是發展出地震學的各種研究，而翁作新也因為土木工程師的學識背景，參與了設計核能發電廠防震結構、地震設計之相關規範、分析地盤振動反應(ground motion)等研究。

提到在美國國家實驗室八年的工作經歷，翁作新很有感觸地說，別人的研究單位可以有龐大的經費來支援各種研究，這一點，讓他相當肯定。在三十年前，美國國家實驗室一年的研究經費就高達十億美金，非常充裕。「雖然有時候也覺得他們很浪費錢，因為只要有理論上可行的想法，寫好企畫書送上去，常常都可以拿到經費來做。話說回來，做研究就是要有這種支持創新的想法，才會有所突破。即使很多研究結果證明是失敗的，但是只要其中有一個成功了，那都是不得了的重要發現啊。」翁作新這麼說。……〈待續〉

想知道翁老師在美國國家實驗室工作八年之後何去何從嗎？他為何再次回到臺大土木系任教、對教學又有何感想呢？請不要錯過下期的杜風，內容有翁老師對工程師的建言，以及他如何看未來的大土木發展，絕對精彩可期！